走向世界的少林文化

2015-08-04 17:29:39  来源：武术河南

 

　　以下，从四个方面大略谈谈我的认识。

 

　　第一，少林寺的创建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为背景，以后又多次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吸取养分。

 

　　众所周知，我国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的主体是佛教传入中国，其延续时间自东汉到隋、唐，前后达数百年之久。少林寺初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是孝文帝元宏为印度僧人跋陀修建的寺院，当时正值佛教传入中国的高潮期。跋陀是一位道业高深而多才多艺的印度高僧，他的游踪到过东罗马（拂林）和西域诸国，自然见多识广。他还精通绘画。显然，这位印度高僧作为少林寺开山初祖，象征着少林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跋陀开基后约30多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由江南到达洛阳，也曾隐居嵩山少林寺。达摩的行止颇多神秘莫解之谜，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但由此确立了少林寺是禅宗祖庭的崇高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禅宗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产生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它是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高潮中最重要的精神产品。禅宗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宝库，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宋代理学的产生发生了重要作用。从跋陀到达摩的近半个世纪里，少林寺一直居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它的起点甚高，为后来少林文化走向奠定了基础。

 

　　唐代武则天时期，曾浮海去印度求法的僧人义净，历时19年后回到祖国，成为与玄奘齐名的一代大德高僧。义净回国后，曾在少林寺重设戒坛，弘扬“有部律”。这是少林寺又一次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担当重要角色。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域外文化传入中国的高潮。它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少林寺，再一次在天下星罗棋布的丛林中凸现出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少林名僧辈出，实际是少林的第二个辉煌时期。蒙哥汗时期，被封为“国师”的西域僧人那摩与少林寺长老雪庭福裕等联合起来，发动并参加了与道教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午（蒙哥汗八年，1258年）佛道大辩论”。这次辩论以道教的失败而告终，雪庭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自此雪庭和少林寺声名大振，少林成了天下丛林反对道教伪经的中心，是海内外僧徒心向往之的名寺。元代中期，以邵元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僧人曾到少林求法，其中邵元在少林20多年，曾担任少林寺书记、首座等僧职。日本僧人嫩桂祜荣返国后，创建了日本少林寺。这些都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以上事例说明，历史上的少林寺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融合点，在中外交流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也自然深受其益。交流是少林的传统，这一点非常之重要，在我看来，这是少林历久不衰的主因。

 

　　第二，少林文化具有文武兼备的特点，可以说是文、武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中国文化原本是讲文、武文化并重的，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周礼”就非常明显的表现出这一特点。后来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就有积极尚武的成分。他以“六艺”授徒的教学内容就源自周礼。从周礼到孔子的礼、乐、射、御、书、数6门功课，顾颉刚先生曾说，其中除书、数两门属于纯“文科”外，其他都与军事技能的训练有关。后来，中国文化发生了偏颇，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倾向，而且越来越严重。宋代理学的核心是主“静”，讲“一动不如一静”。于是，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里，文、静二字占了绝对优势，武、动被视作文化低位现象。特别是“武”，降格成为一种技能，甚至是一种末技，一种“术”。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是社会上极普遍的现象。到封建社会晚期，真正文武兼长的人材凤毛麟角，这也是国人缺少活力而国势日衰的重要原因。

 

　　佛教戒杀，本不应当提倡习武。丁福保先生在《佛教大辞典》中“少林武艺”一条的末尾还专门写上：“案学佛者，当专修佛道，不应兼习武艺”。正是在世俗社会严重出现重文轻武的文化悖谬现象时，作为佛教宝刹的少林寺却坚持传习武艺的传统，走的分明是一条文武并重的路子。少林寺出了许多大德高僧，一直保持禅宗正宗的主体地位，但又保持演练武术的传统。尽管这里面传说甚多，就目前为止我们真正掌握的史料还不是很充分，有些内幕犹待继续深入探索。但到了元、明时代，少林寺以武艺名天下，出现了不少史有明载的武僧，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坚持文武并重，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是一种融合，而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其意义自不待言。少林文化不是有武无文，也非有文无武，而是文武结合。只是它的“文”主要表现为含有儒学成分的佛教文化而已。少林寺恰当地处理文武关系，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