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响，结束了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时代，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整个38年的民国期间，政治上先后经历了民国成立初期，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当时时局动荡，战火不断。思想文化上，19世纪中叶开始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涌入的西方文化，迅速剥蚀、瓦解着传统大厦上的釉彩，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冲突。作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一的近代西方体育，这期间也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长足发展，而这种发展不能不对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武术造成巨大的冲击。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武举制被废止，标志着传统军事武艺的历史终结，同时也预示着中国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变迁及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推动了由清以来的武术发展过程，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斑斓色彩。

 

　　一、武术进入学校

 

　　（一）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内政腐败、外强入侵及国民体质羸弱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社会人士认为，“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因此，早期时候武术就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教育手段推向学校。加上武术本身具有的高度文化认同、师资易觅及无需多大物质条件要求等原因，所以很快在全国城市中普及开来。1912年，北京体育研究社成立后，“京师各校渐向社中聘请教员”，教习武术。在南方，1912年后中国体操学校的武术课是由精武会的人员教授；创建于1915年的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也开设了武术课。一时间学校开设武术课，南北风气翕然。在这个基础上，一些教育界人士提出要把武术列为正式的课程内容。

 

　　（二）武术师资的培养

 

　　民国年间，学校武术教师的来源大致有三个渠道：一是直接从民间习武人群中聘请拳师，如行意拳家靳云亭早年曾入工艺学堂、育德学堂为武术教师，于振声也曾于1915年受聘南京高师，传授武术等；二是从武术社会团体中聘请教员，如1912年后，精武体育会的赵连和、卢炜昌等人任中国体操学校武术教师，又济南武术传习所设立后，“各省各学校、各军队、各机关、各团体，在该所邀请教员者，不胜枚举”；还有是由各级国术馆及体育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三者之间，民国初期直接从民间习武人群中聘请拳师的现象比较普遍，而民国中、后期，由一些师范院校体育系（科）和以武术为重点的体育学校（如“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培养的师资相对增多。这一情况反映了民国时期武术师资结构的一个基本历史特点。

 

　　关于由一些师范院校体育系（科）培养的武术师资，据1934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材料表明，当时的国术课时每周为2学时，而到了1942年公布的《简易师范学校体育课程标准》中规定，国术在体育教材中所占比例，四年制男生占15%，女生占10%；三年制男生占10%，女生占5%，而在以武术为重点的体育学校中，其教学内容相对丰富而且系统。如30年代成立的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共分三个年级，其课程除了武术外还有国文、英语、生理学、社会学、音乐、教学概论、国术概论、国术史、体育行政管理、教练与裁判、体育教育法、统计学等。另一个“北平市国术教员讲习会”，虽是个短期培训班，但也分术、学两科。学科包括国学概论、国术概论、国术教授法、国术史等课程。

 

　　二、民国时期的两大武术组织系统

 

　　武术活动的组织化，是近代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民国时期的武术活动组织化，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代那种以家族、师徒或秘密结社为主要形式的活动方式。民国时期出现的武术组织，大致有隶属官方的各级国术馆机构和由民间自发组成的各类武术社会团体两大系统。

 

　　（一）中央国术馆始末

 

　　1927年下半年，原属冯玉祥部下的西北军将领张之江，脱离军界而任职于南京政府。张之江本人素重武术。他到南京不久，就邀请钮永建、李烈钧、于右任、孔祥熙及蔡元培等26名国民党党政要员，发起成立“国术研究馆”。1928年3月15日获准，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在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馆长为张之江。数月后，国术研究馆正式改名为中央国术馆，隶属国民政府，经费由财政部拨给，馆长仍为张之江。

 

　　中央国术馆建馆初期，教务方面分设少林、武当两门，负责组织、管理教学活动，门下设科。在拳种上将形意、太极、八卦列为武当门下，而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这种分类显然存在很大弊端，加深了旧有的门派之见。另外，由于馆内的人事安排各有背景，再加上个别人的从中挑拨煽动，终于酿成了武当门长高振东与少林门长王子平的较手相搏，以及武当门科长刘印虎与少林门科长马裕甫两人的竹剑打斗。门长、科长的相斗，充分暴露了中央国术馆内部机构设置及管理上的种种问题。为此，中央国术馆取消两门制，采用“一会三处”的机构建制，“一会”即理事会，为权力机构，“三处”是教务处、编审处和总务处。“一会三处”作为一种组织定制，还写入了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之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国术馆迁出南京，经长沙、桂林、昆明，1940年迁至重庆。迁移过程中政府经费停拨，许多人员相继离去。1946年中央国术馆又迁回南京，既无馆址，又缺经费，已无法维持其基本活动，1948年中央国术馆遂告解散。

 

　　（二）地方国术馆的建立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许多省、市及县也纷纷按照《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或《县国术馆组织大纲》，相继建立起了省、市、县各级地方国术馆机构。由于当时各省、市、县武术开展状况不同，所以国术馆建置也不平衡。至1933年年底，由北京、上海、青岛、江苏、四川、河南、山东等23个省市成立了省市国术馆、各地县级国术馆达300多个。同时，还有许多区、村按照《区国术社及村里国术社组织大纲》成立了地方基层国术社，从而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相连的国术馆组织系统。根据当时颁布的有关地方国术馆（社）的组织大纲规定，各级国术馆（社）的馆（社）长，一般均由地方政府首脑兼任，或由政府或董事会“推定资望相当者充之”。然后，省市级国术馆须呈报中央国术馆备案，县级国术馆报省市国术馆备案，区村国术社则报县级国术馆备案。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各级国术馆机构，是以各级政府要人为依撑，因此在政治上也不能不为国民党政府统治服务。如蒋介石在进攻革命根据地时，曾通令各省在训练军队时，要将“国术一项列为主要术科”，“应聘国术馆学员任教”。又，1937年北平市社会局委托北平市国术馆开办了一次“国术教员讲习会”。其原因是因为“邪说朋兴以来，赤化流毒势如洪水，后生小子相率离经叛道，假圣非法”，故而企图通过武术活动，使之“身心兼修，灵肉一致”，甘心接受其统治。

 

　　当然，同时也必须看到，民国时期成立的各地国术馆，在对地方武术活动的开展及武术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另外，像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山东、湖南等省市国术馆还纷纷创办武术刊物。刊物的创办对于武术的整理、研究及加强各地之间的武术信息交流，无疑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精武体育会及其他民间武术团体的建立

 

　　民国时期，社会上各类民间武术团体的建立，也是近代武术组织化发展的又一个方面。早在辛亥革命前，社会上已出现了一些研习武术的民间社团，如上海的“精武体操会”、天津的“中华武士会”等。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各地的社会武术团体发展更快，尤其在一些大、中城市。这种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社会武术团体，对当时传播、研习武术，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在各类武术团体中，当以“精武体育会”时间较早，而且影响较大。

 

　　精武体育会简称“精武会”，其前身是由霍元甲主持教习的“精武体操学校”。霍元甲，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擅武技。1909年应友人之邀旅居上海，在上海一些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创办“精武体操学校”。

 

　　霍元甲病逝后，在其弟子陈公哲、姚蟾伯、卢炜昌等人的倡议下，第二年改称为“精武体操会”。1915年，因遭飓风，会址受损，在陈公哲、姚蟾伯等一批热心人士的大力资助下，1916年春建成新会址，并将“精武体操会”又改名为“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并且在其“精武会训”中要求会员“必须以仁爱为怀，服务为旨，以我所有，助人所无；牺牲个人力量，以求造福于人群；忠心待人，廉正守己，见义勇为”，体现了一种很可贵的思想境界。1915年前，精武会的活动主要是推广武术，1915年后，增设了不少其他内容，如兵操、文事、游艺等。兵操主要教授兵式体操，文事主要是指如国文、英文、中医等文化课程，游艺是包括音乐、足球、网球、标枪、溜冰等文体活动。其传授、推广武术，则由精武会的技击部负责。传播武术中，精武会能打破门户畛域，不争一家一派之短长，不论是黄河流域武术、长江流域武术，还是珠江流域武术，凡有价值者基本都予以提倡。

 

　　精武体育会成立不久，上海的一些学校、工厂及社会团体，都先后向精武会聘请过武术教员。为了适应当时武术在社会上的发展，1914年开始，精武会在上海开始设立分会，1914年，在浙江绍兴开设了第一个沪外精武分会。在1915年制定的《中国精武会章程》中，上海精武会被确定为总会，同时向一些大、中城市和海外华侨群中发展。1918年香港成立分会。而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等地也相继成立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至1929年，精武会已建有分会42个，会员总人数已超过40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等地精武会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引起侵华日军的仇视。1932年，日军捣毁了精武会总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精武会再次遭劫。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精武体育会在上海得以重建。

 

　　以精武会等为代表的民间武术团体，在民国时期对于武术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它改变了传统武术旧时单一的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形式的传播模式；其次，不少团体创办刊物、编著书籍，使武术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还有，当时这类团体传播、推广武术之时，正是近代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武术发生巨大影响之际。因此，其中许多民间团体较早地自觉担负起了将近代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国武术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使命，从而推动了中国武术在近代的发展。

 

　　四、土洋体育之争

 

　　所谓“土洋体育之争”是指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围绕近代西方体育输入中国过程中，与包括武术在内的传统体育文化发生种种碰撞而展开的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中国发展体育是提倡以近代西方体育为形式的“洋体育”，还是提倡以武术等为形式的“土体育”。

 

　　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开道下，近代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其中包括近代西方体育。辛亥革命以后，各种西方体育活动进一步在中国蓬勃开展、传播已成为当时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改变着我国旧有体育活动方式的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由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氤氲滋养的武术，至清代已形成了一个包括活动方式、价值认知、审美情趣等在内的一个文化体系，并且这个文化体系在民间拥有广大的活动市场。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政府要人、社会名流的提倡，武术活动在社会上也出现方兴未艾之势。在以上两种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体育活动并存，并都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中国近代武术史上的一场“土洋体育之争”。任何文化冲撞，说到底其根本的核心是观念的冲撞。就武术而言，争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武术是否具有锻炼价值，提倡武术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些来华的西方体育家（如麦克乐、葛雷等人）曾讥中国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既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的需要”。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国内一批人士的附和。如有人提出，有些武术习练“行进时还要拿足跟在地上乱蹬，脑子受这样的震动，不要脑神经吗？”有些动作“两臂常作曲式，胸部哪里还有扩张的机会，时时使肺部下压，弄得全身肌肉都像僵块”等。因此围绕武术是否符合人体生理特点及是否有锻炼价值，展开了一场争论。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体育除了各种运动项目外，还包括了像生理、解剖、运动医学、心理学等一批体育科学学科，近代西方体育正是凭借着它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运用，才奠定了它坚实的学科基础。在这一点上，近代西方体育与长期积淀在闭塞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并长期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武术等传统体育相比，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先进性。但是，武术缺乏科学性和缺乏科学的整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此，一些研究者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武术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认识到武术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人体运动方式，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强身健体有它的价值所在。

 

　　提倡武术是否“开倒车”，这又是“土洋体育之争”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文化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拍打着传统文化的长堤。在两种思想、两种文化的较量中，有一部分旧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以武术作为“国粹”来抵抗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看来，国术是难得的无价至宝，尤其是借以保存忠孝节烈、旧美德的好方法”。显然，这并不是对武术的理性认识，它有时表现为保守复古旧思想的泛起，有时表现为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波缺乏心理上的承受力。所以，这样的提倡武术受到了许多社会人士的批评，认为是“开倒车”。但是，在这种批评声潮中也暴露出某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在他们看来，国术是封建社会的遗物，早应扫除一光的”，“这种古人崇拜思想的产物，在现在是早已失去了作用，不需顾置的”，反映出一种蔑视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思想。很明显，以上两种观点都是囿于极端的文化立场而发出的偏颇之论。更多的人认识到，偏激的言辞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对于武术，只有“一一拿科学证明”，才能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从而改进，势难邀社会之信用，必然完全失传”。

 

　　“土洋体育之争”的文化冲突，终于导致了武术自身的历史演进。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浸润，使得悠久的传统河床中，开始流淌进来自异邦文化的涓涓细流。

 

　　五、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呐喊

 

　　围绕武术而展开的“土洋体育之争”，在碰撞与冲突中沉浮，最终凝聚成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它敦促人们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对武术进行时代审视。人们认识到，近代西方体育的发展，“得科学的佐助不少，所以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决不像我们国术的因袭、默守”。因此，不少人开始运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对武术进行了整理研究。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冲突，终于迸射出了思想火花，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

 

　　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有些人就武术的价值问题专门讨论了武术与教育、心理等方面的关系，也有些人进一步运用力学、生理学等近代科学方法阐述武术对人体影响的种种机制，还有些人针对武林中长期形成的“托名祖传，自炫其能”的门派陋习，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进行梳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面对着当时武术园地“几乎百分之九十蔓延着乱苗的恶莠”，许多研究者提出要对此进行“刈芟清算”，“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武术要“受近代解剖、生理、卫生、教育等科学的洗礼，方认为有用处，绝对地不许再说那丹田还气、太阴少阳一派的话儿”。需要指出的是，时人对武术科学化的理解，并非只是简单地“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里”，而是提出了要“采取欧美体育的长处”，“用科学方法、教育力量来改造我国的固有体育”。

 

　　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一些较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层出，其中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闪烁着难能可贵的理论光彩。尽管有些阐释也许在今人看来似觉肤浅，在研究方法上有的也显得稚嫩、不足，但这些研究者所尽力营建的是一座不同于前代的武术理论殿堂，武术科学化的时代呐喊此起彼伏地回荡其间。

 

　　对于武术新的理性认识，无疑是武术近代化进程中的光辉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