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

 

　　一、拳技与武功

 

　　（一）“相扑”一名的出现及其活动情况

 

　　两晋南北朝时，以“两两相当”为形式的徒手搏斗活动，无论在宫廷还是社会上都有较广泛开展。其中值得提及的是角抵活动的衍变。中国古代的角抵活动，晋代开始又称为“相扑”。《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拳搏部》中引王隐的《晋书》记，当时有人在评论相扑时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古代“相扑”之名的出现，始见于此。以后，古代文献中“角力”、“角抵”、“相扑”，不时互用。同时称“相扑”为下技，反映了时人认为相扑拳搏之技，并非安邦治国之术。

 

　　两晋南北朝时，角抵相扑在宫廷贵戚中间开展较为普遍。《北齐书·孝昭帝纪》中记载“诸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文中的“批拉”，是角力的内容，批在古文中又释为打，拉即牵拉，为摔的意思。显然这种角力是延承了前代的基本形式。另外，不少君王还招募了许多擅长此类技能的人物，以供其需要。有的君王还专门成立了角抵队作为警卫。像“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其警卫队的种类就有长刀队、雄戟队、角抵队等。依此可见，东魏、北齐二朝均曾以角抵士作为君王的警卫。

 

　　据史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宫内的角抵相扑活动具有极强的技击性，往往会制对方于死命。《晋书·庾阐传》记载，晋武帝时有位西域健胡矫健无敌，晋人莫敢与较。于是武帝招募勇士，庾阐的父亲庾东应募前往，与健胡相较而扑杀之。又如，《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记南阳王绰非常暴虐，后与人相扑时被扼杀之。

 

　　角抵相扑在民间也同样相当兴盛。梁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云：“荆楚之人，五月间结伴为相之戏，即相扑也”。“相”是南方对相扑的又一称谓，即争力竞倒之义。从字面上分析，这类活动类同摔跤。某种意义上正是民间相扑活动的广泛开展，才提供了统治阶级招募这类武技人才的社会基础。

 

　　引人注意的是，当时一些寺院中也有这类角力活动。唐人张鎊的《朝野佥载》卷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材料：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闲暇，常角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绐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二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神因操钵举匕，以筋食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于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食毕，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

 

　　文中的“腾趠”就是跳跃；而“角力”则显然指用拳之类的“殴击”。这段故事有着浓郁的神话色彩，但其中描写稠禅师练得其臂“筋骨强劲”，其拳“捷骁武劲”，却有着可信成分在内，反映出两晋南北朝时有些寺院内的习武活动，以及僧人习武之旨在于“善持教”。这里有两点顺便指出：

 

　　第一，目前不少有关的武术史论著中往往把《朝野佥载》中记述的稠禅师习武视为是少林寺习武活动，从而推断出“少林武功发端于建寺之初。”事实上据《续高僧传》等，幼年落发的僧稠是岁之后由少林初祖跋陀“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由此可见，僧稠入少林之前已为沙门，其幼年落发之寺并非少林，当为邺城（今河南安阳）一带的僧院佛寺。

 

　　第二，旧传说中有称南北朝的印度僧人达摩是少林武术的创始人。关于这点，民国时期的唐豪在他的《少林武当考》等文章中已作了详细论证，达摩只是来华弘扬佛法禅宗，故少林寺又称“禅宗祖庭”。所谓达摩是少林武术之祖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人的借托，无任何史料可证。

 

　　（二）武功活动及其种类

 

　　传统武术中有句武谚，叫做“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功，即功夫。对于功夫，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在不同的范围内使用这个词，或指所花费的时间，或指某种技能和造诣。武术在海外又称为“功夫”，就是对武术克敌制胜能力的又一种名词释意。而武术技击意义上的“功夫”，也有二层含义：一是功夫即指拳技本身，另外还可指相对于拳技而存在的又一种人体活动形式。这里所谓的功夫，是指后层意义而言。关于功夫，早在《列子·汤问篇》中已有“近颈承刃，披胸受矢，铓锷摧屈而体无痕”的记载，至两晋南北朝，这方面的史料记述就更为具体：

 

　　非凡的手上功夫。《魏书》卷7下上记魏孝文帝有膂力，年十余岁时“能以指弹碎羊髆骨”。羊髆骨就是羊的肩胛骨，足见其指掌功夫之深。另外一位名叫羊侃的人也有类似的惊人功夫。史书上记，有次皇帝对他说，人称你为虎，让我看看你的虎状，“侃因伏，以手抉殿柱，没指。”

 

　　非凡的弹跳功夫。《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中记有一个叫郭默的人，“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时人咸异之。”以今天的长度换算，当时三丈之距当在8。90米左右。这是指跳的长度。另据《梁书·羊侃传》记，羊侃曾于山东兖州尧庙中，踏壁直上五寻，横行得七迹。寻是古代的长度单位，8尺为寻。“踏壁五寻”，显然是种飞檐走壁式的能力；而“横行七迹”，大概是一种人踏壁上墙后依靠惯性，改变位移方向横向移动的能力。

 

　　金钟罩式的抗击打功夫。《魏书·释老志》中记一惠始和尚，能“身被白刃而体不伤”。这样的功夫后来的史料中也多有记载。

 

　　从以上的记载看，有些内容尽管出自正史典籍，但显然存在一些失实夸张之处。因此，对这类材料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态度加以分析，切不可认为凡古书所记载的，都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另一方面，这类材料也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这样一个历史信息：当时出现的多种功法，已成为当时武技内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刀盾与剑的技艺

 

　　（一）武技中的刀与盾

 

　　汉代开始，环首铁刀逐步取代了长剑位置，到了两晋南北朝，刀不但成为当时部队最基本的短兵装备，而且制作精美，深受其他人士所喜爱，成为日常佩带防身之器。后代武术界通用的“单刀”一词，见之于魏晋时期。清末的谭嗣同曾根据晋代著名学者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自序》中提到“单刀”及“有口诀要术”一语，认为“若夫单刀，北方之剡器绝术，亦惟稚川（葛洪字）始称之”，并还题铭赞曰：“单刀神者葛稚川”。但事实上“单刀”一词在此前已见于《三国志·鲁肃传》中。

 

　　刀的另一种使用方式就是与盾相配合。在敦煌莫高窟的西魏壁画中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一位手持刀盾的步兵与一位人马都披着铠甲的骑兵格斗的情景。史料中也有不少将士，手持刀盾冲锋陷阵的事迹。《南齐书·桓康传》中记当时有位名叫王宜兴的人“拳捷，善舞刀楯”曾被十多人用水浇洒而“不能著”，反映了刀盾技艺训练水平。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刀盾结合成了一种专门性的技能。《抱朴子·外篇自序》云：“刀楯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与不晓者对，便可以当前独胜，所向无前矣。”葛洪的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两个内容：其一，当时的刀盾等技艺已总结出了口诀、要术。所谓口诀要术，当是指一种有关武技的理论精要或方法。其二，这类口诀要术具有极强的技击性。

 

　　（二）三种剑文化

 

　　两晋南北朝时，剑的发展出现了三种剑文化现象。

 

　　第一，作为格斗武器。仍以剑作为一种防身自卫的兵械，专门从事剑技者，被称之为“剑客”。当时的地主豪强普遍养有私人武装，一些技艺高强的剑客往往被收罗门下。《北齐书》上记有位名叫高昂的人，为了“招聚剑客，家资倾尽。”《魏书》中记一位名叫拓跋仪的人，“少能舞剑，骑射绝人”。将此类剑技与骑射并提，似乎也是种将击寓于舞中，讲究克敌之能的剑技。

 

　　第二，作为朝仪礼器。据《晋书·舆服志》载，晋代百官上朝不准带铁剑，而代之以木剑。按照不同的官秩品序，木剑装饰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第三，作为道教法器。这一时期，由于道教盛行，剑还成了一种被道教所用的法品。普通年间（520—527年），著名道教徒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造“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剑”等十三把神剑，上面分别刻有各位真人、玉女的名字。道教之剑主要用于所谓尸解作法、辟邪诛鬼，已远离了武术的文化归属。

 

　　三、长兵技艺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兵技艺的发展，主要反映在“矟已成艺”及“入白刃，取大戟”的棍技这两个方面。

 

　　（一）齏矛技艺的兴起

 

　　在两晋南北朝的军事战场上，矟矛开始逐步取代戟，成为骑战中最主要的长兵武器。因为马上作战，人马披有铠甲，而戟有旁枝，不利穿刺，不如矟矛，双锋尖刃，易于透甲。从形制上看，矟与矛本是同类兵器。《释名·释兵》曰：“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可见矟即长矛。从史料看，矟本是北方鲜卑等族的惯用兵器，南北朝的频繁战争和文化交流，客观上促进了矟矛技艺的普及与发展，因此南方也出现了许多善使矟矛的将领。

 

　　矟在古文中有时又作“槊”。经过三国、两晋的积累，矟到南北朝时，无论在技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趋向成熟，出现了《马槊谱》这样一本理论专著，该书的编撰者就是梁简文帝萧纲。萧纲在《马槊谱》的序言中说：“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矟已成艺”。这句话，应该是符合矟艺发展的基本情况的。《马槊谱》一书《隋书·经籍志》中尚有收录，以后不见记载，肯定已被历史尘封。从武术的发展脉络分析，矟矛的兴起成艺，基本奠定了我国古代长兵器械中以枪为主的趋势。

 

　　说到此时期的矟矛，有必要提及一下“两刃矛”的问题。两刃矛应该是矛的一种变异，所谓两刃矛，就是柄杆的两头都装有矛头。单头的矛，一端装枪刃，另一端为根，两刃矛形制与此有异，其技术也必然不同于一般矛。两刃矛的出现应该是很早的。据马明达所考，早在先秦的《墨子·备蛾传》中已有提及，云“操两丈四矛，刃其两端”，但这种兵器东汉以前记载极少。较早正式使用两刃矛出现在战场上的是三国时的公孙瓒。史书上记他出阵作战，用的就是“两头施刃”的两刃矛。至南北朝，使用两刃矛者在史料中渐多。像以武勇著称的羊侃和冉闵都曾操使两刃矛。梁武帝时，“时少府奏新造两刃矛成”，武帝命羊侃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这条史料反映出，两刃矛已为当时朝廷专门制作，应有一定普及面。其次，两刃矛的技法不同于一般的长矛，“左右击刺”四字，概括了两刃矛的技艺特点。

 

　　从史料看，两刃矛的流行主要是在三国至隋唐之间，它是以马上用枪的兴盛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像公孙瓒、冉闵、羊侃三个目前所知的两刃矛名将都出于斯时，这决非偶然。近代武术中也有形似的两刃矛，俗名“双头枪”。在形制上，近代武术中的“双头枪”无疑是受到了古代两刃矛的深刻影响，但在技艺上未必有其渊源关系，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再创造。

 

　　（二）“入白刃、取大戟”的棍技

 

　　棍是两晋南北朝时较常见的一种兵器。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自序》中称自己年长后“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杖是棍的别名。西晋时的七尺，相当于今天的1。7米左右。依葛洪所记，发展至晋代，古代棍术已总结出了一定的习练方法，成为一种具有“入白刃，取大戟”价值功能的专门技能。

 

　　如果说葛洪所言，反映的是当时民间棍技的情况的话，那么在军事战阵上，时人也同样有“人马逼战，刀不如棒”的说法。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我们也大致可了解到两晋南北朝时棍技的一些基本概况。